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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1:55

[楼主]

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

杨清凡 ( 2009-05-07) 来源：西藏研究

　　关于吐蕃服饰，集中资料作过一些专题研究的，国外学者有德金桑姆（Dejin Zangmo）、休·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海瑟·噶尔美（Heather Karmay）等；①我国学者有王尧先生等。②其他学者对此也偶有涉及，多散见于部分论文、专著中。吐蕃服饰的脉络，就在对材料的搜剔分析中渐渐凸显出来，其中的某些推论对进一步研究颇具启发。

　　吐蕃王朝时期的人物图像资料，目前所见的并不算很丰富，大概包括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卷轴的摹本，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部分壁画、③绢画，唐昭陵前的松赞干布石像，乾陵前的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率部归唐的吐蕃大将论赞婆、莽布支（即《通鉴》所载“论弓仁”）④二人像，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壁画“客使图”（尚有争议）；⑤而在作为当年吐蕃王朝腹心地区的西藏，由于吐蕃时期兴建的一些重要建筑，如今天布达拉宫的早期建筑部分、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都曾因天灾人祸而几度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并经历代扩建，故其中据传为较早时期文物的某些壁画、塑像也难以确认就是吐蕃王朝之物，仅可资参考，比较之下，一些石窟造像如拉萨查拉鲁浦石窟的五尊早期造像、⑥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第4号窟某些造像⑦的年代更近于吐蕃。

　　然而，对上述不算丰富的图像资料详加分析整理，参之以文献记载及对相关出土实物的考古研究，使目前关于吐蕃服饰——包括服饰质料、服式、发式、服制等——的认识已不是那么贫乏。⑧本文的意图并非就此作一综述，而是集中于吐蕃服饰中一种较典型的风格——萨珊风格织物和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社）束腰长袍，谈谈其间体现的文化交流因素以及此服饰风格在藏区流行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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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1:57

1 楼

描述：图一
图片：

　　一、吐蕃王朝时期服饰中的萨珊风格织物和三角形翻须长袍

　　从图像分析，这一时期吐蕃人的衣着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服式，即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二者关系详见后文）。后者如：敦煌绢画《劳度叉斗圣》（8世纪）（图一），⑨图中人物着三角形大翻领长袍，领缘缀有圆形饰物或纽扣，衣领开口处露出些许里面衣服的前襟，一人所着内衣且可看出明显为左衽。袍身修长，皆束腰带，袖长过手，袖口镶以花色锦缎；敦煌158窟壁画《佛涅一变》中吐蕃赞普像（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敦煌159窟、237窟壁画《维摩法变》中吐蕃赞普、侍从形象（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等。旧题阎立本绘《步辇图》中，⑩禄东赞身着小袖圆领直襟团窠花锦袍（图二），饱长仅过膝，于圆领直襟服式之外，更形象地体现了“萨珊式”风格织锦的特色及其在吐蕃服饰中的使用。细观其锦袍，可见袍衣的领缘、袖口、襟缘颜色较鲜艳，图案也不同，皆为红地团窠立鸟纹锦；其余部分所用锦则较黯淡，团窠内有动物形象，不知是鹿、羊或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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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1:59

2 楼

描述：图二
图片：

　　关于此类图案，随着各地考古资料的丰富，目前已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连珠纹尤其连珠圈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花纹；在萨珊风格织物中，以对兽或对鸟图案母题为主，而以各种圆和椭圆的连珠作为图案装饰主题。连珠纹图案于5～7世纪间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但在这一时期基本是作为器型排列的边饰。至隋代，连珠纹发展为连珠圈纹，并成为各种器物的主题纹样。波斯锦传入后，约7、8世纪时我国也曾模仿织造。不论其产于何地，凡属此类萨珊波斯风格的织锦，皆称为“萨珊式”织锦（Sasannian’figured silks）。

　　禄东赞所着的小袖团窠花锦饱，沈从文先生以为应当是《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每年织造200件上贡；又据杜佑《通典》赋税条记载，扬州广陵也每年织造250件，都是唐朝廷专令织造，以赠予远来长安的使臣作为特别礼物。波斯锦传入中国后，隋唐两朝确曾模仿织造，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吐蕃所获萨珊风格织锦极可能是属于西方织锦系统的中亚、西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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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1:59

3 楼

　　7至9世纪的西域，乃是唐、吐蕃、大食三方驰骋争霸、势力消长之地，［11］吐蕃对西域亦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并可在一定限度内凭借其对西域的控制，以贸易、掠夺等方式获取其珍贵物品。《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之时，“自西方之胡部（sog－po）、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12］应该就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

　　吐蕃从西域获得的物品中，就包括大量精美的西方丝织物。如果说《步辇图》中吐蕃大相禄东赞身着之长袍所用衣料为团窠立鸟及其他团窠动物纹锦，仅能表明其织锦风格源自波斯式样，却不足以说明其物直接来自西方（因为唐朝也曾模仿织造），那么，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群中出土的波斯含绶鸟织锦、萨珊波斯婆罗钵文字锦、粟特含绶鸟织锦则堪为确证。都兰各类各型含绶鸟锦的图案都普遍存在一种连珠（也作“联珠”）纹，其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如连珠团窠环，以连珠装饰立鸟的底座，或见于立鸟的颈部、尾部和所衍项圈上的连珠装饰，甚至在花瓣边缘也较多见。经分析，出土三类织锦中，后者产自中亚的粟特，属于“赞丹尼奇锦”（Zandanniji）；前两者当为651年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东迁的波斯人在所客居的中亚地方织造的。［13］

　　在都兰热水第10号墓中，还出土了11支吐蕃时期古藏文木质简牍，经王尧、陈践二位先生考释研究，认为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木简大致属于同一时期，即9世纪藏文改革之前；据木简文字内容分析，应为墓主的随葬衣物疏，即随葬品的登录文献。通过二位先生的辨读、录写和译文，可发现其中三支上的内容尤为引人瞩目，兹将译文一一照录如下：

　　M10：4—1　黄河大帐产之普兴（bu-shi-ng）缎面，绿绸里夹衣及悉诺涅（sta-nig）缎红镶边衣，黑漆长筒靴共三件。

　　M10：4—8　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衣袖镶悉诺涅缎，价值一头母牦牛之缎夹衣一件。

　　M10：4—10　衣袖为红镶边，衣领为悉诺涅锦缎之羔羊皮衣一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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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00

4 楼

　　上述记载中最能引起兴趣的是作为衣服领、袖、襟镶边的红色sta－nig锦缎，即此文中译为“悉诺涅”锦者。当二位先生对这些藏文简牍进行考释时，墓中所出的织锦残片尚未整理研究完毕，仅凭借藏汉对音实难从中西织锦的璨然名目内分辨出一种较为贴切的名称。今据上引许文之研究，都兰出土的两类含绶鸟锦多以红色为地，用其他色线显花，配色鲜丽，且亦多用为衣服的领饰、袖缘、襟饰等，并已鉴定系波斯锦和粟特赞丹尼奇锦。关于赞丹尼奇锦的研究始于1959年著名伊朗学家亨宁对一件中古粟特锦题铭的解读，此后随着各地出土物的增多，研究也日益深入。此锦最初因系在中亚粟特布哈拉（安国）附近的赞丹那（Zandana）村织造而得名，后来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织造的这类锦也叫“赞丹尼奇”（Zandanniji）。都兰古藏文木简记载之“sta－nig”锦缎，若按13世纪左右藏文古籍阐释之古藏文发音规则，较确切的对音当为“斯达尼克”，［15］其音与Zandanniji颇相近。又，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认为，Zandanniji也即《元史·百官志·工部》所记载的“撤答刺期”，元代为模仿织造此锦专设提举司。［16］除了在配色、用途、其名称之发音等方面的相近，作为随葬衣物疏，木简文字记录的内容自必与随葬物品相关，虽然由于墓葬曾经盗掘使得今天所见的二者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不妨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即木简中所谓sta－nig锦与粟特的Zandanniji有关。

　　除都兰吐蕃墓出土的粟特、波斯两类含绶鸟织锦外，唐中叶以后敦煌文书中常见的“胡锦”、“番锦”、“毛锦”等，据析也当属西方织锦。胡锦指来自高昌以西各伊兰语族，包括于阗、粟特、波斯及拜占庭人的织锦。番锦一词则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沙州等地已非常流行，如P.3432《吐蕃管辖时期（9世纪初）沙州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中即载有“阿难裙，杂锦绣并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长四箭，阔两箭，贰。”番锦地部多为红色，各文书中明确记载的织锦纹饰有团窠对狮、五色鸟、者舌花等，其中如老舌花则明系昭武九姓的粟特花纹，而五色鸟等在波斯锦、粟特锦中皆常见。番锦多用作丝织物制品的缘饰，可以见得其价格之昂贵。毛锦系一种粟特锦，产自康国等地。以上记述与都兰出土的实物相为佐证，真实反映出当时粟特锦、波斯锦等西方织锦输入吐蕃的状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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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00

5 楼

　　从下文所辑录的图像资料中，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萨珊风格织物及三角形翻领长袍流行时期之久远、地域之广阔，在藏族服饰史上不啻于辉煌。

　　服饰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之一，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具体到任何民族也是如此。藏族服饰从一个最为通俗的层面上体现着藏民族的文化特性，然而其间又蕴涵了自然环境、经济类型、历史背景、生产技术、审美观念等因素，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藏族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无疑，吐蕃服饰中的这一典型风格早已激起部分学者的兴趣，并将探索的目光放到这种通俗的文化载体所蕴涵的文化交流因素上。近代藏族学者更敦群培曾探讨吐蕃赞普的装束，认为“当时与吐蕃关系最友好者要数‘波斯’（ta－zig），当时的波斯国内，不但盛行佛教，仅以博学大德而论，非他国所能比拟。吐蕃的清王臣，似乎也都模仿波斯（ta－zig）的风尚”，又指出具体模仿之处，“据传说，松赞王以红绢缠头，身披五色锦缎半月形披风（ber）”，足着“钩尖之革履”，“此等亦皆同波斯之风俗”。［18］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在分析吐蕃服饰时，对其中的一种常见式样——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衽）束腰长袍，虽未进一步阐述其原型具体出自何地或何种民族，但也认为其原应是中亚或西亚的式样，适于骑马民族。［19］在谈到前引更敦群培观点（即“波斯影响说”）时，噶尔美表示：“遗憾的是，他没有给出这些史料的出处。”［20］不知噶尔美女士是否注意到，更敦群培在推测之前已说明乃是“据传说”，而且对此观点也并不确定，故只言“似乎”云云。

　　前贤之说，亦各有据，笔者在颇受启发之余，检阅资料，发现上述吐蕃服饰中的此种常见式样与粟特民族的一些直接联系，姑妄言之，不过聊备一说，冀有识者能发明此问题之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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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01

6 楼

　　二、粟特及粟特服饰

　　粟特系中亚古地名，在乌浒水（即阿姆河）与药杀水（即锡尔河）之间的忸密水（即扎拉夫尚河，Zarafshan）流域。该地于公元前6世纪曾成为隶属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又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占领。汉、晋时形成康国（都城马拉干达，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城北郊的阿夫拉西阿卜城址）、安国（都城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城）等城邦国家，我国汉、晋史籍中称这个地区为“粟七”、“粟特”，均系见于祆教经典《阿维斯陀》（Avesta）的Sughda和嗣后见于古典著作的Sughdo、Sogdiana等名的音译。6～8世纪初形成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国，随着阿拉伯势力向中亚扩张，粟特于8世纪初为阿拉伯征服。粟特居民属伊兰（Iran）语族，兼营农、牧，更是一个独特的商业民族，在进行丝路贸易的诸国商人中，很长时期内以粟特商队最为有名；此外，粟特人对周邻民族或国家的政治影响，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忽略。［21］

　　（一）关于粟特服饰

　　关于粟特人的形象，由于手头资料缺乏，笔者未能找到中亚粟特原址壁画的图片，殊觉遗憾。不过，4世纪后即有大量康居（中国史书中又作“康国、悉万斤、飒秣建、萨末鞬”等名）人入居中国；及至唐代，移居葱岭（帕米尔）以东的昭武九姓国人更为可观，且自成聚落，长期保持其民族特征。在我国境内的有关粟特人遗迹的考古也已得到确认，下面即将展现的图像便属此类。

　　这是几件6～7世纪北齐粟特贵族墓中出土的石刻，包括一对阙型刻石、三块画像石。［22］石雕双阙约于1922年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不久即流失国外，今藏德国科隆东亚文化博物馆。1924年柏林出版的A.V．勒科克（A.V.Le Coq）《中亚艺术文化史》曾刊登其图片。50年代后，国外学者对其多有研究，G.史卡里亚、B.I.马尔夏克将石阙上的浅浮雕人物与中亚文物，尤其与阿夫拉西阿卜城址（City Site at Afrasiab，即古康国都城遗址）“红厅”壁画作了比较，指出石阙墓主是自康国移居中国的粟特王公贵族。

　　石阙共两个，为子母阙型，高71.5cm。估计对称置于墓室。阙正面、侧面均刻有浅浮雕人物。且来关注这些人物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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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02

7 楼

　　A阙正面为一列人正走向祭坛，皆穿窄袖长袍，大翻领，前开襟，足着长靴。佩（本字无法显示：“革+占”）鞢带，系刀剑。长袍都有联珠纹镶边。为首者与第三排两人戴帽盔，有垂裙，其他人剪发。其帽盔与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所收藏的尖形头盔（有联珠包围对瓶图案）很像。B阙正面为一列人恭立向祭坛行礼。施文中未描述其服饰。

　　A、B阙侧面各刻一祆教祭司（图三），身侧的拜火祭坛正冒着火焰。祭司面相为大鼻、深目、秃顶、连腮长髯，身材魁梧。衣着同前述，惟手执法杖。

　　画像石A、B、C，有学者认为它们与上述石阙出于安阳的同一北齐墓中。长90cm、高50cm。A板现藏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B板和C板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三块画像石每板有三幅图，中间为主图，左右为配图，如屏风画置于石棺之侧，施文依画情节分别定名为：

　　主图左配图　右配图

　　A板　节庆　　听乐　饮酒

　　B板　游猎　　谒见　宴乐

　　C板　出行　　观舞　女乐

　　我们仅从中选取画像石C板左配图观舞图局部，观察其中人物服饰的细部特征。图中场景为胡、汉人物聚会于葡萄树间，其中右侧带冠穿胡服者应为中原人士。主人居中盘腿随意而坐，高举角杯（古代伊朗与中亚流行的贵重酒器）敬酒，身份特殊（图四）。其余胡、汉人物皆“胡坐”（两膝着地，反跖而坐），手端叵罗（粟特语音译，是一种椭圆形碗状酒杯），胡人服饰同前。台下为伎乐，一胡服女子举臂旋转，作“胡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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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10

8 楼

　　施安昌先生于文中对上述石刻所见胡人服饰作了概括、分析：“人物皆小袖长袍，中间开襟，着软靴，佩宝带，头戴卷檐虚帽。戎装则帽盔。……女子着窄袖圆领袄，长裙，束带自腰垂下，发饰（当系“发式”）为双髻或梳辫。不论男女，衣服的领沿、袖口、上肩和下裾都缘以联珠纹边饰。这是典型的粟特服装，阿弗拉西阿卜壁画（6至8世纪）人物服饰多与此相似。”

　　不过，窄袖圆领直襟祆与窄袖翻领对襟袍之间，除了短袄与长袍的不同，在式样（尤其是衣领）上应没有根本区别，于此借助唐代妇女着胡服的形象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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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11

9 楼

　　唐代之“大有胡气”，亦体现在生活中的服饰上，不仅男子，妇女也多有着胡服者。沈从文、孙机等先生早已注意到，从考古资料中看，唐代胡服的流行其实在安史乱前，尤其在开元天宝以前，武则天时代，而并非如《新唐书·五行志》所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等等。沈从文先生认为，“唐代前期‘胡服’和唐代流行来自西域的柘枝舞、胡旋舞不可分。唐诗人咏柘枝舞、胡旋舞的，形容多和画刻所见‘胡服’相通”。如章孝标诗“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摇”。刘言史咏胡旋舞诗“织成蕃帽虚顶尖，细裁胡衫双袖小。……翻身跳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23］“柘枝”之名，见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石国：“石，或曰柘枝，曰柘枝，曰赫时。”同书同卷安国传又云：‘“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即康国）条又有：“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陈寅格先生案语道：赭羯即柘羯之异译，但玄奘所记赭羯“乃种族之名”，上引安国传云“犹中国言战士”，“若非宋景文误会，即后来由专名引申为公名耳”。［24］姑不论此，“柘枝”之名由自粟特昭武九胜国是无疑的，柘枝舞最初也必来源于此，舞者服饰自当反映粟特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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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13

10 楼

描述：图五
图片：

　　唐代中原壁画、石刻中的此种胡服女子，身份多为一般侍女，如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前室壁画及线雕石刻（图五），西安韦顼墓线雕石刻（图六），西安南里王村韦顼墓线雕石刻等。图五中，侍女着圆领小袖长衣和翻领小袖长衣的两种形象为同墓所出，可见两种式样的胡服在当时都很流行。又，（图六）中的侍女戴浑脱金锦帽或流高髻，着翻领小袖长衣，腰系（本字无法显示：“革+占”）鞢带，下穿条纹卷口裤，足着锦靿靴，一套典型的胡服装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其翻领的两个三角形尖端，各有一个纽扣或搭襻状小物件，如果将衣领合起扣上或系上，翻领瞬间就变成了圆领，像这种在衣领上变换的小花样，相信今天的人们同样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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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楼

描述：图六
图片：

　　回顾图一中的吐蕃女子，她的长袍翻领尖端也明显有一个小小的圆状物，其用途应该与上面的分析相同。正如海瑟·噶尔美及黎吉生所推测的，《步辇图》中禄东赞的服式（圆领）和其他几图中吐蕃人的服装式样（三角形翻领）“可能没有区别”，三角形边“较小的显然只是圆领没扣上而折过来的边”，也许后来有所发展变化，领边扩大了，“成为不变的翻领或是在背后结合的领子”，这种袍眼和衣领的变化在中亚的许多壁画中都有体现；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藏族人非正规的穿着仍有一种衣领的式样为颈处不系紧，让一襟下垂。”［25］

　　关于唐代中原尤其是女子的着胡服，沈从文先生认为“或受当时西北民族（如高昌回鹘）文化的影响，间接即波斯诸国影响”。而上述吐蕃人的此种常见服式，海瑟·噶尔美的观点是“原为中亚或西亚的”。两者对这种胡服的来源所见略同。通过以上的图像对比，笔者进一步推测，吐蕃人的这种常见服式大概与粟特人的最为接近，其直接影响可能和粟特人有关，联系粟特人在当时丝路沿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周邻民族和国度政治的影响，此设想或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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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楼

　　（二）粟特人在西域的角色及影响

　　至少于公元前6世纪，操粟特语的这个古代民族就已在扎拉夫尚河河谷地带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建立起了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然而此地绿洲肥沃之有名，犹不及其商业那样盛誉广被。这首先得归功于各粟特城邦尤其是撒马尔罕的绝佳的地理位置：东面沿天山南路或北路通往中国，南可抵阿富汗、印度，西接波斯，西北可通往欧洲腹地，因而成为中古时期丝路沿线诸国物产的最大集散地之一。粟特人的善于经商和不畏艰险在各国商人中也是令人惊叹的，除了往返丝路东西两端的商业远征，3世纪时还曾南下印度，远入交趾；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后，粟特商人的足迹也渐渐遍及中国南北，甚至雄据中国北方的各游牧民族也是他们重视的贸易对象，凡利之所在，无所不往。粟特商业的发达，以及由此促成的粟特各城市的富有、繁华，在东西方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毋庸多言。［26］

　　文化的传播并非虚化的概念，最初的潜移默化来自于交流中的物质实体（包括人和各种性质的物）。直至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引起“商业上的革命”，导致世界市场扩大以及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尤其在欧洲）之前，商业贸易一直兼有文化交流的意义和内涵，因为除了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往来，这该算是最具规模的、较为民间化的地区联系形式。除了商队本身的影响，其他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人也常依附随行，而古商道沿线也便由此两种因素，成为最快和最早体现出多文化交流的区域。这一规律就宏观意义而言，在中世纪前期和中期尤为显著。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主体商业民族之一，粟特人在为己牟利而客观上促进了丝路沿线经济交流与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古代中亚文化受希腊和波斯的影响较大，而中亚诸族中又以粟特人最善于将东西方文化巧妙融汇，不显穿凿。粟特文源于西亚阿拉美文，本为横书，因受汉文化影响才改为直书。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在中亚诸国中粟特人最先接触到，3世纪敦煌粟特书信就大都抄写在纸上。［27］在纸的历史上，不能忽略的纪年之一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将降服的石国国王、可敦等押送长安献捷，后来“悉杀其老弱”。石国王子西奔，欲引大食攻四镇，高仙芝乃帅军攻大食，会战（或认为只是一场遭遇战）于怛逻斯城（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唐军大败，高得以逃归。被大食军俘虏的唐兵中有造纸工匠，传其术入康国，撒马尔罕由此成为中亚最早的造纸业中心。此时的中亚粟特等国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阿拔斯朝旗色尚黑，中国史籍称之“黑衣大食”）统治下，后来巴格达也发展为造纸中心，此后造纸术又传入欧洲，1O世纪末纸已完全取代了羊皮纸和纸草纸，对阿拉伯及西方各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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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楼

　　其他体现在诸如丝织、金银器工艺上者，如萨珊波斯、希腊、东罗马（拜占庭）等艺术风格的东传（如金银器工艺中的捶揲技法，装饰艺术中的联珠纹样等），唐朝的丝织技术及某些装饰艺术因素在西方的出现，［29］以及唐代中原服饰等习俗中流行“胡”风，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粟特人有直接关系。齐东方先生推测，既然粟特对唐代金银工艺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当时必定有数量较多的实物流入中国，目前确实也已有不少粟特银器被鉴别出来，逐渐形成了流入中国的粟特银器群，它们出土地点的分布，与粟特人在中国的迁徙背景亦相吻合。

　　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粟特人东渐的，而这又与粟特人对周边邻国和民族政治的参与及影响不可分。

　　季羡林先生曾详细论述过商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并注意到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因为宗教组织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要生存就得依附于商人。［30］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与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是唐初为表示此教而新制的字）的密切关系，已为学界共识，即粟特袄教组织依附于商贾，同时粟特商贾靠祆教维系其商团组织，关于汉语措词“萨宝”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萨宝，在东晋时的《法显传》中作“萨薄”，较晚时期的中国古籍释为“祆官”，近年的研究证实，“萨宝”出自粟特语s’rtp’w（商队首领），则粟特商队首领显然同时也是商队的祆教教长，可证火祆教早在汉晋时期就流行于撒马尔罕与洛阳之间的丝绸之路。［31］

　　由于祆教在粟特诸国的流行，一些学者认为“火祆教为粟特国教”（见前揭林梅村文）。但［日］羽田亨认为，虽然祆教自开创以来到伊斯兰教流行时为止，持续流行在粟特地区，与当地的政权却没有联系，和波斯的政教合一不同，未能像在波斯一样发展成为国教，因此，未妨碍当地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信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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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楼

　　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摩尼教，系3世纪中叶由萨珊初期的波斯人摩尼（Mani）在波斯西部创立，以古代巴比伦宗教为基础，又融合了祆教、佛教、景教和诺思替教的某些因素，其教义主张世界由善恶二神主宰，世间充满光明与黑暗之斗争的二元论。我国唐代将其音译为“摩尼教”，宋代据其“但拜日月”的特点称其“明教”。五代十国、宋元时期的许多民间起义都曾以摩尼教为旗号。

　　摩尼教初创时曾一度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承认，但不久就被琐罗亚斯德教视为异端而加以禁绝，摩尼被处以磔刑，经典遭焚。波斯摩尼教徒为逃避迫害多东移，此后，花刺子模和粟特就成了摩尼教的根据地。在流亡中亚的波斯摩尼师的影响下，粟特人不仅很早就接触并信仰摩尼教，而且形成了颇具实力的中亚粟特摩尼教团，同时对周围其他民族也产生了很深影响。

　　如，唐代民间摩尼教的几度风行，以及安史乱后摩尼教传入当时称雄漠北蒙古草原的回鹘，均与此有关。在粟特摩尼师的策划和粟特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下，回鹘经济也在传统畜牧业之外出现了对外商业贸易。回鹘可汗派到江南建寺传教的摩尼师显然多系为回鹘服务的粟特摩尼师及粟特商胡，粟特人之操持回鹘对外贸易，史籍也多有反映。此外，粟特文亦为当时漠北回鹘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另两种为突厥文、汉文）。［33］

　　接下来再看看突厥与粟特的关系。

　　在6世纪中叶及其以前，西域最强大的国家嚈哒，不仅天山以南的许多城邦，中亚的康居等粟特诸国，甚至安息等国的一部分地区也在其统治之下。552年，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其弟室点密联合波斯，于563～567年共灭嚈哒，瓜分其旧地，不久，突厥又进攻波斯，完全据有嚈哒旧地，康居等粟特诸国即在嚈哒被灭后为突厥统治。其间，在568年之前，突厥可汗派使臣康居人曼尼阿黑（Maniach）为销售丝绢出使于波斯，遭拒；567年，又派他出使东罗马，詹斯丁二世允许突厥在国内进行丝绢贸易，并几次遣使，双方订立通好条约。［34］可见在突厥汗国建立初期，突厥已发挥粟特人之特长，用其进行国际贸易之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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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楼

　　583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然而无论东、西汗国，都日益体现出其原有的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的解体，因为两汗国都疆域辽阔，其统治下的各国生产方式和制度各异，突厥贵族是“不可能用一种宗法的政治体制来管理偌大的两个汗国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城廓的商贾市民也逐渐参与了突厥汗国的政治活动”。［35］

　　东突厥始毕可汗最信任的史蜀胡悉是史国粟特人，其时粟特人在突厥已是自成部落、拥有自己财产的集团，且曾有康稍利作为粟特人而被授予特勤，可见粟特人地位之高。尤其在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时，东突厥诸部中专门有胡部。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其民南下归附唐朝的有十多万人，其中有史善应、康苏密统领的粟特胡部，唐于679年在灵、夏二州之南境（今内蒙古河套之南）置六“胡州”，派唐人为刺史治理；722年，又移六州残胡五万余口散置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36］

　　在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位之时（618～628年），曾在石国北方的千泉建夏都，以便于管理治下的中亚各国。至于西突厥对西域各国的统治方式，《旧唐书·西突厥传》记载道：“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林梅村认为，“西突厥派往西域诸国的吐屯大都是粟特人，例如在鄯善建立移民点的康典艳就是西突厥派往西域的一位粟特吐屯。”并认为火祆教传入焉耆也与粟特人在西域的活动有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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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楼

　　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二国，以碎叶川（今楚河流域）为界，以西及西南方为穹失毕五部，东北方者为咄陆五部。7世纪末，西突厥十姓无主，其中势力最强的突骑施部乃攻陷唐在中亚的重镇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北的阿克贝西姆古城），建立以碎叶为大牙、弓月为小牙的突骑施汗国（唐开元六年即718年～开元二十七年即739年）。突骑施定都碎叶后，即与粟特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反映出，粟特人为其代理文书，充当了突骑施与外族交往的代言人和商业代表，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即粟特人何德力翻译代书。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在碎叶、怛逻斯、江布尔、喷赤干及我国新疆等地发掘、搜集到一些突骑施钱币。突骑施钱形式模仿唐开元通宝，为方孔圆钱，铭文为粟特文，可谓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经典缩影。而其与粟特人的直接关系，不仅仅在于上面的文字，还在于其制造方法。其缘由还当追溯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在碎叶设镇，成为汉文化西传中亚的中心，其影响之一就是对中亚传统货币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自7世纪中叶，史、康等国粟特人乃开始突破中亚诸国货币受希腊、波斯影响而采用打制法制造、圆形无孔的传统，开始模仿唐朝货币，铸造方孔圆钱。而铸有粟特铭文的突骑施钱则是突骑施定都碎叶后，当地粟特人帮助突骑施人铸造，并流通于突骑施领地及其控制之下的粟特地区。于此，同样体现出了粟特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待续）（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海瑟·噶尔美：《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台建群译文见于《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胡文和译文见于《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海瑟·噶尔美在文中提到其他两位学者所作研究分别为：德金桑姆：《敦煌壁画中的吐蕃王室服饰》，载《西藏评论》1975年2～3月号；休·黎吉生：《再论古代吐蕃人的服饰》，载《西藏评论》1975年5～6月号。

　　②王尧：《吐蕃史研究——吐蕃文化探索》，第十一章“饮馔与服饰”之“（二）服饰”。此讲义后已整理出版为《吐蕃文化》一书。另见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十九、吐蕃饮馔服饰考”，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2月颁。

　　③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④论弓仁，全名噶尔·莽布支·论弓仁（mgar-mang-po-rje-blon-gung-ring），乃禄东赞之孙、论赞婆之侄。噶氏专政引起赞普王室忌恨，墀都松赞普设计翦除，论赞婆与论弓仁于是投归唐朝，尤其论弓仁后来为唐在朔方、西域建立了显赫战功。关于其生平事迹，王尧先生曾著文《吐蕃大相嫡孙唐拨川郡王事迹考》，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文裁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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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18

17 楼

　　⑤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载《考古》1996年第1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7期。

　　⑥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查拉路甫石窟调查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9期。

　　⑦何强：《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载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1991），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

　　⑧详参注释①②所引论文及拙作《流云片锦——藏族服饰史钩沉》（暂名），待版。

　　⑨文、图并参见海瑟·噶尔美著、台建群译：《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另见前揭胡文和译文。

　　⑩由于诸多原因，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确非常困难，然也有不少学者甘涉风险，详加探讨，其中尤以［日］森安孝夫、［美］白桂思（Ch.I.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及王小甫等之著作分析较为全面、深入。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非笔者学力能及，也不是本文重点所在，故凡此节中涉及相关历史处，皆参见前贤之述。前两种著作国内尚未见完整译本，欲了解此段历史者亦不妨详阅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1］巴沃·祖拉成瓦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二），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2］详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13］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14］此观点乃获自西藏社科院诺日尖措老师之见教。

　　［15］转引自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10期。

　　［16］参见前揭许新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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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见更敦群培：《白史》，法尊大师译本，第10页，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年版（内部资料）；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本，第134页；见《更敦群培文集精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8］见注①。

　　［19］见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7页。

　　［20］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亚粟特遗存”各条。

　　［21］以下有关部分皆参见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22］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57～262页；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载《文物》1984年第4期。

　　［23］陈寅恪撰、唐振常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9页。

　　［24］见注①。

　　［25］以上参见［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后篇”第二章“粟特人与商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5～48页。

　　［26］以上两条参见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原载《文物》1993年第四期，收入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27］参见注［25］，第81页等。

　　［28］详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前引《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齐东方：《西安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鹿纹银碗考》，载《文物》1996年第2期；《西安市文管会藏粟特式银碗考》，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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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3 12:19

19 楼

　　［29］季羡林：《商人与佛教》，载《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第416～538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转引自同上林梅村书，文《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

　　［30］参见注［26］。

　　［31］见注①，第55页。

　　［32］以上所述回鹘与粟特之关系，参见林梅村：《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英山毕与淮南摩尼教》，刊前揭林梅村书。

　　［33］［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160、161～163、166～186页；转引自马长寿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版，第17～20页。

　　［34］［35］同上马长寿书，第40～41、41～43、58～61页。

　　［36］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标本2焉耆出土粟特银碗”，见前揭林梅村书第162、163页。

　　［37］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后代汉文化的西传》，刊前揭林梅村书。

　　［作者简介］杨清凡，现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