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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5 16:21

[楼主]

老上海念枚一铜元票探究

马传德徐渊
一、“念枚”铜元票的种类
在老上海形形色色的货币中，有些以钱庄名义发行、面值为“念枚”铜元的兑换券，20世纪初一度在上海市面广泛流通。“念”即“贰拾”的沪语读音，由于未见外地有称“念枚”的铜元票，因此这种“念枚”铜元钱庄票被认为是沪上币钞中的一大特色。①1997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老上海货币》彩色图集，在“上海钱庄票”部份，收录了这种“念枚”铜元票共13种。去年，我们又在该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一钱一谈”形式的《上海滩货币》，将在年内与读者见面。全书共有230余篇短文，“念枚”铜元票亦有多篇文章作了专题介绍。
在编写《上海滩货币》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海内外同好如上海张杰、香港林志平、台湾黄亨俊等的大力帮助，提供了有关“念枚”铜元票的一些新的实物图片资料。根据我们几年来从各方面的收集统计，目前已掌握这类“念枚”铜元票有四五十种。其中民国五年（1916年）发行的，有德顺成庄；民国六年发行的，有振新钱庄、元丰泰庄；民国七年发行的，有同和庄、永记兆康庄、乾庄、公泰钱庄；民国八年发行的，有永盛昌裕记、陈福源庄、德馨庄；民国九年发行的，有生昌、永祥瑞号；民国十年发行的，有兆春记、同和泰、库记庄、祥春庄、永生祥庄；民国十一年发行的，有福康钱庄、协康钱庄、和康庄；民国十二年发行的，有同和泰、元丰泰庄、立腾长钱庄、同发钱庄；民国十三年发行的，有永记乾泰昌、庆平祥号；民国十四年发行的，有大成钱庄，同和泰庄、协记荣太和庄、开泰、仁记顺祥庄、裕丰牲记钱庄、福记行；民国十五年发行的，有荣大钱庄、万丰泰号、云龙祥、同和泰钱庄、得利钱庄；民国十六年发行的，有源昌茂记钱庄；民国十七年发行的，有荣大钱庄、镇康泰庄；无发行年份的，有公兴庄、同泰兴庄、和康晋记钱庄、协茂胜记庄、美裕庄、美大、同盛号协记等。
我们初步对沪上“念枚”铜元票作了一些分析和探究，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海内外同好批评指正。
二、“念枚”铜元票的基本特点
所见各种老上海“念枚”铜元票，都为横票。其承印单位，系沪上各家印刷厂，如中华印书馆、中华图书公司、大中国印刷厂、新新美术印刷社、美术写真制版社等。大多为五彩石印，大小、规格参仿当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票面中的面值，或作“铜元念枚”，或称“铜元贰拾枚”，四角还有“念”或“20”的面值数。正面往往印有“凭票即付，执此为照”、“凭票即付，不挂失票”、“凭票兑付铜元，祗认票不认人”、“祗认票不认人，另有图章为凭”等小字及“上海”地名。背面往往也像钞票一样印有外文，其中不少有“MIONEY EXCHANGE”字样，点明其“兑换券”的性质。铜元票图案除仿自钞票的财神像、聚宝盆、双龙及双狮图等，还有各种古代或神话故事人物、儿童嬉戏、亭台楼阁、宝塔风景、铁路火车、商场店铺、新式楼宇等等，多为市民所喜闻乐见者。有的图案中还有民国初期的五色旗帜，反映了时代特征。票面上还盖有多种图章，大多为庄号名称及经理印鉴。有的像钞票一样，还印有外文签名。
当然，与流通钞票相比，有的“念枚”铜元票图案设计较为粗糙，文字也有印错之处。如有一张“庆平祥号”当十铜元贰拾枚兑换券，正面所印年份为“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而背面却印了“1925”的年份。②
这些“念枚”铜元票每次发行量都比较小，其中有不少仅为四位数编号（即仅印数千张而已）。印发铜元票的钱庄，地址均在上海租界内，除少数在法租界，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的福州路（四马路）、广东路（五马路）、汉口路（三马路）、云南路、广西路、浙江路一带。这些钱庄看来规模都比较小，我们查阅了《上海钱庄史资料》，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沪上钱业公会名单中，上述钱庄一家也没有查到。因此显然都是钱庄业中资本最小的零兑庄，以兑换货币为其业务。有的更是以卖烟为主兼营兑换货币业务的五洋杂货店。如有一张“同泰兴庄”’“念枚”铜元票，背面即印有“经理吕宋雪茄”、“中外各种纸烟”的小字，显然乃是一家“烟兑庄”（图五）。还有一家镇康泰庄，除发行“念枚”铜元票外，又制作过“赠品烟券念枚铜元”的铜质代价币，可见亦是一家“烟兑庄”。
三、“念枚”铜元票并非因市面辅币缺乏而印发
沪上这些钱庄为什么要印发“念枚”铜元票？有人认为是市面铜辅币缺乏所造成的。如傅为群在《上海钱庄票》一文提到这类铜元兑换券时称：“民国初年，市面因铜辅币缺乏，上海的一些钱庄自印并发行了部分铜元票，票面书‘兑换券’三字。使用范围一般仅限市区，且数量有限。”③
民国初年上海市面是否缺乏铜辅币呢？答案是否定的。自晚清铜元问世后，由于获利甚多，各省纷纷设厂铸制，致使发生滥铸、私铸等问题。铜元的铸造漫无制限，充塞市面，害苦了广大平民百姓。进入民国后，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利，中央和地方为弥补经费不足，军阀为筹措军政费用，官员们为了获取私利，均以铸制铜元为手段。有些省份的铜元数量大大超过市场容量，遂不得不折价向上海等地倾销，江苏省还在民国四年（1915年）采取限制铜元入境的措施，把上海亦列为限制铜元入境之区，但由于贩运铜元厚利所在，难禁而不能止。另外，私铸铜元的问题亦相当严重。更有外国不法商人私铸铜元运入境贩卖，以谋取暴利，如（1914年11月8日）上海《时事新报》即载：“有某国商人迭运大批铜元进口，每次有数千箱之多，均用肥皂箱式，每箱五千枚，……钱铺中向该国人兑换，每银币一元换铜元百六十枚，兑出每洋作百三十七、八枚…”。从而造成市场上铜元（特别是劣质铜元）充斥。上海市面民国五年（1916年）银币一元换铜元125枚，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降至每元270枚，铜元贬值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此，“念枚”铜元票的印发并非是由于当时市面铜辅币缺乏所引起。再说，如果民国初年上海市面真的发生铜辅币缺乏，仅靠若干家钱兑庄印发“数量有限”的“念枚”铜元票，又能解决问题吗？
四、“念枚”铜元票并非都是纸质“轿饭钱”
“轿饭钱”原为旧上海上等妓院中使用的一种铜质代币筹码，作为妓院及妓女支付给轿夫等下手的帐额，所以又称作“轿饭帐”。这种铜质“轿饭钱”系妓院委托工匠设计制作，有圆形、长方形、兔形、双鱼形（图一）、石榴形、葫芦形、花篮形、折扇形、香炉形、宝鼎形、锁片形、鸡心形、聚宝盆形（图二）、双叶果子形等等，上面刻有妓女芳名及“铜元念枚”或“二百文”等面值。而轿夫（包括后来的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可凭此到妓院帐房或指定钱庄中换取铜元。《老上海货币》第187页上即载有两枚此种铜质“轿饭钱”。另开有一枚圆铜质“轿饭钱”，上面除刻有“二百文”面值及中外文的“雨香”芳名外，还明确标明其用途的“轿饭钱”三字。
铜质“轿饭钱”出现于清末，到了民国时期，妓院逐步以纸质“轿饭钱”将其代替。这里介绍一张纸质“轿饭钱”④，在其正上方，有“轿饭钱”三字，中间为“铜元贰拾枚”面值，其两旁及底侧有“祗认票，不认人”，“凭票即付”字样，四角各有“念”字面值数（图三），背面还有红色的妓女芳名及地址。可见，从铜质“轿饭钱”到纸质“轿饭钱”，虽然材质发生了变化，但面值“念枚”铜元则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纸质“轿饭钱”应是这家妓院自行印制使用的，别的妓院则可以委托钱庄出面代印。柏文的《轿饭铜元票》⑤及戴建兵《也谈旧上海的“轿饭票”》⑥都认为，那些“念枚”铜元票乃是当时妓院委托钱庄和烟兑业《五洋杂货店》发行的，是纸质的“轿饭票”。
我们在《上海滩货币》一书中介绍“得利钱庄”的一张铜元票时，亦已将这种“念枚”铜元票与“轿饭钱”联系了起来。一是印发“念枚”铜元票的钱庄，大多位于旧上海以四马路（福州路）为中心的所谓“红灯区”，其中得利钱庄所在的五马路（广东路）群玉坊，便是一个妓院集中之地。得利钱庄念枚铜元票背面的“美女钓鱼图”，可谓是愿者上钩，寓意明显（图四）。二是钱庄铜元票与铜质“轿饭钱”均为“念枚”铜元。因此，我们也认为，“念枚”铜元票大多是妓院委托所印发，并曾充当过纸质的“轿饭钱”。而钱庄及五洋杂货烟兑店发行这种铜元票，亦可以扩大自己的流动资本，从中得到发行利益。而且，这种铜元票当时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在一定的范围内，如妓院、钱庄附近的商店、饭馆、茶楼及一些走街穿巷的小商贩中流通，成为上海租界内风行一时的民间代用货币。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将这一时期沪上所有的“念枚”铜元票均视作纸质的“轿饭钱”。可能是此种“念枚”的铜元票作为小额辅币为市民所认可并习用，以至有些与妓院没有关系的钱庄、店家亦自印类似的铜元票参与流通，从中获利。据张杰介绍，他就曾得到过一种“四明昌家具店”的“念枚”当十铜元票，还得到过一张协茂胜记庄“念枚”铜元票，其背面为“得胜留声机器公司”名号及留声机、唱片图案和电话地址等。这两种铜元票就很难说是纸质“轿饭钱”了。更有一家所谓“中华市民银行”，据说当时亦发行过类似的铜元券，作为辅币行用于市呢。
五、“念枚”铜元票为何退出流通领域
包括各种纸质“轿饭钱”在内的“念枚”铜元票，虽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滩曾风行一时，但后来都突然停止发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由于辅币的单位变更了，“以分为辅币，一分值三铜元，则此项铜元票当亦不再用矣”⑦。其实，“念枚”铜元票退出流通领域，主要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加强金融垄断所至。
1929年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布告，取缔钱庄、商号私发纸币。布告称：“查各省市地方钱庄、商号每有私自发行兑换银元、铜元制钱之纸币，或类似纸币之票券，行使市面，希图牟利。此项纸币在发行时未经呈准，所有发行数目及准备实况，均属无可稽考。如遇发行商店一旦倒闭，其扰乱金融，贻害地方，影响之巨，何堪设想。本部既迭据各地人民呈控有案，若不严加取缔，何以为币政而卫民生。合亟布告商民人等知悉，自布告之日起，不得再另发行。其业已发行者，限于一个月内将发行数目及准备实况，呈由地方政府查明，转报本部核定，分期限令收回。”
至当年10月，财政部又专门因上海一些钱庄和烟兑业发行纸币而发出布告：“案查私发钞券，向于严禁。会经本部通令并布告取缔，各在案。兹查上海公共租界内钱商及烟兑业，有私自擅发铜元票情事，业经本部准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称，准驻沪领袖领事转发上海工部局查明，租界内确有钱庄及其他多数烟兑业，私发铜元票，并查有中华市民银行，亦发同样票券，实足影响市面金融，应请布告查禁等语前来。查各钱庄烟兑业等，资金既极微薄，名称极复杂，该中华市民银行，未经申请注册，若任其私以铜元票，自由行使，贻害市面，实非浅少，本部有监督金融之责，应严加禁止，以维币政，除请江苏特派交涉员会同驻沪领袖领事转发工部局就地严禁外，合应布告商民人等知悉，自布告之日起，不得再有发行，其业已发行者，统限于十日之内一律自行收回销毁，以免查究，其各懔遵切切此布。”
正是由于政府出面对民间擅发的铜元票等严加取缔，上述钱庄及商店在1929年及以后，再也没有发现有铜元票印发的情况。
到了30年代末期，由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奸商大肆在华收购铜辅币作为军备原料，造成沪上分币短缺，从而各行各业纷纷自印代货券以解决零找困难。于是，当年被取缔而未及销毁的一些“念枚”铜元票又被“废物利用”，加盖成小额代货券应市。如有一张“同泰兴庄”贰拾枚铜元票，在1939年6月被加盖成“同泰丰庄”“暂作贰分”代价券（图五）；有一张1919年发行的永盛昌铜元“念枚”兑换券，加盖成“暂作五分”代价券；还有一张“瑞和烟号”贰分代价券，则是利用瑞和“念枚”铜元券的三分之一票面加盖而成的。这些由铜元票加盖而成的小额代价券，成了当时五花八门代价券中的特殊品种，而与早年曾充当“轿饭钱”的铜元票已完全是两码事了。

图三
图四
图五
① 参见陈本支《上海市同和泰等行号发行之“念枚”铜元票》，《中华集币会刊》创刊号第131—133页。
② 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老上海货币》第161页。
③ 见2000年第一期《钱币博览》，第26页。
④ 钱图原载《1993年新加坡钱币展销会拍卖目录》。
⑤ ⑦见柏文《百草集》第904—907页。
⑥ 见2000年第一期《江苏钱币》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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