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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凉州节度使(mkhar-tsan-khrom)的职官系统，确与沙州(sha-cu)职官系统规模不同。不仅凉州节度使规模大，且涵盖面广，具有管理数州的架构，举凡民政、司法、税务、行政、军事、宗教等无一不备。而且凉州地面原以唐人及吐谷浑人为主的族群所居住，吐蕃设立通颊(mthong-khyab)与吐谷浑(va-zha)千户长，意即吐蕃并未打散原有凉州的建制，仍保持原状，但多增设了吐蕃和苏毗(bod-sum-pa)千户长，此意味着吐蕃苏毗部军队，就地安插入户，形成千户。也可能自吐蕃迁移了吐蕃及苏毗部落进入凉州定居。上述二者均可证明吐蕃的攻城略地，确属有移民实边，及将土地据为己有的意图。吾人观每阶段唐蕃战争后，吐蕃不断催促李唐签订和约，复位双方国界的目的，就在于要求李唐承认吐蕃以军事手段所获取土地的主权。实际的作为与政策的拟订，二者相互印证了吐蕃扩张的主要目的，确在于土地的取得。
　　其三，就沙州内部官僚体系而言，可分为节儿系统、万户长系统、都督系统、千户长系统，以及一般军、民政，如财政、守备、税务等。节儿系统包括节儿论(相当于刺史)，以下依序为副节儿、小节儿。在P.T.1089还记载了于子年夏，大尚论任命了沙州节儿都护(rtse-rje-spyan)及中节儿(rtse-rje-vbring-po)(注：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6页。)。此系统以节儿论为主官，掌一州之最高行政权外，其余均属辅佐节儿论的官员。万户长系统包括有万户长、万户长都护、万户长书吏等。节儿下辖万户，万户下辖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凉州节度使的职官中，万户长仅次于翼长，高于节儿；在沙州，则是节儿高于万户长，原因在于李唐遭占领的州，系由吐蕃派遣节儿论统管，州内唐人组成万户，吐蕃任用唐人为万户长，组成万户体系，受命于节儿。而凉州节度使辖下除原有李唐州县外，尚有自吐蕃本部迁移吐蕃苏毗部落至凉州，或吐蕃苏毗部队就地安家落户之部众，组成万户，由吐蕃人担任万户长，是以其地位要高于唐人所任的万户长，也高于节儿论。都督系统则由唐人出任，计有大都督、小都督、唐人所任都护(具襄佐都督的任务)。另P.T.1089还记载了于子年夏大尚论任命了副都督(to-dog-vog-pon)的官职(注：同上。)。按P.T.1089第55—56行记载：do-stag-skyes-rgyavi-to-dog-dang-bod-kyi-rtse-rjevi-zlar-bskos-te(注： P.T.1089第55行—56行。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6页。)
　　任命杜悉诺结为唐人都督暨吐蕃节儿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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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上引文意，得知唐人所任都督之职务，在于襄佐节儿统管唐人事务(注：P.T.1089第29行记载：“bdag-cag-to-dog-ched-po/rtse-rjevi-zlar-bskoste/”意即我等大都督被任命为节儿僚佐。请见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4页。另见山口瑞凤著，高然译：《吐蕃统治的敦煌》第50页。)。千户长系统则有千户长、千户长僚佐、小千户、小千户僚佐等，其中沙州的千户长及小千户，均由吐蕃人出任，千户长及小千户二者的僚佐，均由唐人出任，此显示吐蕃在李唐失土上，仍然忌讳着唐人，提防唐人直接掌握军队，而且在戌年冬的德论会议上还决定，提升吐蕃人所任千户长及小千户的地位(注：吐蕃人所任千户长原位于唐人都护之后，提升了三阶，位于大都督之后。吐蕃人所任小千户长原位于吐蕃人所任全沙州防备长之后，提升了三阶，位于唐人所任千户长僚佐之后。)。
　　
　　其四，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全文所载，为4位吐蕃官员所组成的德论会议(bde-blon-gdun-sa[vdun-sa])之决议。此4名官员为：尚赞桑(zhang-btsan-bzang)、论野悉札(blon-rgyal-sgra)以及都护论强热(blon-byang-bzher)、论玉悉札(blon-g·yu-sgra)(注：P.T.1089第77行，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7页。)。据此，排名首位者应为德论，排名第二位者疑似副德论，排名三、四名者均为都护(spyan)，王尧、陈践二氏译之为“观察使”，因spyan为mig(眼睛)的敬语，引申为观察使(注：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16页，注6。)，可能代表吐蕃王庭莅临监督者，也可能属德论副官。P.T.1089所载4位所组成的德论会议，讨论的是凉州节度使、瓜州节度使及沙州等事宜，证实了此德论会议就是总管原李唐河西道的最高机构。上述4位吐蕃官员中，排名首位者是为德论尚赞桑(bde-blon-zhang-btsan-bzang)，也就是李唐所称呼的吐蕃河西北道节度使(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57《翰林制诏四·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准上，吐蕃河西北道节度使又称吐蕃北道节度使，吐蕃官称就是德论(bde-blon)，其下辖有凉州节度使(mkhar-tsan-khrom)及瓜州节度使(kwa-cu-khrom)，凉州节度使及瓜州节度使之吐蕃官称就是为翼长(ru-pon)或将军(dmag-pon)，其下所辖各州长官之吐蕃官称为节儿(rtse-rje)，节儿下辖有唐人所谓大小不等的“部落使”，是为万户长、千户长等(注：S.2736/2《蕃汉对译语汇》第38组：stong-dpon(千户长)对译为bo-lag-shi部落使。详见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研究》[J]，《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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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五，既然吐蕃向外攻城略地，将外族土地据为己有，有如上述。吐蕃在占有外族土地后，势必以自身的体制强加之。吾人从凉州军镇及沙州的职官系统可以了解，原本李唐当地的行政建制为：道、州、县、乡、里，吐蕃将之改为德论会议(bde-blong-vdun-sa)、军镇(khrom)、州(cu)、万户(khri-sde)、千户(stong-sde)、将(tshan)(注：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研究》第174页。)等，其中“州”(cu)的层级并未废除，只是长官衔称由刺史改为节儿，如沙州节儿(sha-cu-rtse-rje)之衔称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也显现了吐蕃并未改变原有的地名。另由P.T.1089记载显示，吐蕃任命唐人出仕，负责管理唐人自身事务，但仍在蕃人监督及管控下进行。如唐人所任大都督，系唐人所任最高级的官员(注：山口瑞凤著，高然译：《吐蕃统治的敦煌》第49页。)，其任务在辅佐蕃人节儿统管唐人事务。同样情况，吐蕃千户长为唐人所任千户长僚佐襄助，吐蕃小千户长为唐人所任小千户长僚佐所辅佐等。此等以蕃人为主、唐人为辅的关系，显示吐蕃试图将占领区逐步吐蕃化。
　　
　　五、bde-blon-khams-chen-po与中央的关系
　　
　　吐蕃中央管辖bde-khams的机构，在汉藏史料中分析，似乎并未建立专设机构，而由原有吐蕃中央的宰相会议掌管bde-khams事务。例如敦煌汉文吐蕃史料P.3770《发愿文》一文所载，系明为宰相论赞没热及河州节度尚乞悉加，为其宰相尚结力丝发愿祝福，实则为河州节度使为其两位长官祈福的内容(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吾人比对该文所载两位宰相名字论赞没热及尚结力丝为：blon-btsan-bzher、zhang-rgyal-zigs，其中论：blon，赞：btsan，没热：bzher，尚：zhang，丝：zigs等在汉藏对音上应无疑义。唯“结力”的藏文对音：rgyal，因古藏文在单词的子音有时发音，是以尚结力丝比对为zhang-rgyal-zigs应为合理，新旧唐书吐蕃传则译为“尚结息”(注：尚结息蕃文全名在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赞普传记》第二载为“mChims-zhang-rgyal-zigs-shu-teng”、《贤者喜宴》ja章所载《墀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一诏敕》载为“zhang-rgyal-zigs-shu-ther”，系出吐蕃四大戚族之一琛氏(mChims)。尚结息似于755年就开始担任宰相同平章事，至768—782年间，则担任首席宰相。详见Pelliot Tibetain，P.T.1287.Pl.561，第114行。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109下，第4—5行。)。上述两位宰相名字，就是《贤者喜宴》ja章所载墀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一诏敕中，参与盟誓的首席宰相zhang-rgyal-zigs-shu-ther及宰相blon-btsan-bzher-mdo-lod(注：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109下，第4—5行。)，时当779年。是以上引《发愿文》应成书于779年前后至782年间(注：按墀松德赞系于779年桑耶寺大殿落成时，发布兴佛证盟第一诏敕，而且尚结息担任首席宰相时间为768—782年。详见林冠群：《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93—194页、第213—214页。)。此《发愿文》亦可因此确定为河州节度使为其中央直属长官祈福。其直属长官为首席宰相尚结息及宰相同平章事论赞没热，此证明了河州节度使系为宰相会议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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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中央遇事派遣大尚论，前往陇州、凉州、宗喀等地召开会议，并发出告牒通知所属bde-khams有关各道办理，例如P.T.1083所载显示，系由首席宰相(blon-chen-po)亲临陇州会议(vdun-tsa-long-cu)，发出告牒，要求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注：原文请参见Pelliot Tibetain，P.T.1083.Pl.429，第1—9行。译文请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1—52页。)。又如P.T.3记载了大尚论(zhang-lon-ched-po)于陇州会议决议，向德论(bde-blon)发出告牒，决定于沙州设立一通颊骨萨东岱(mthong-khyab-rgod-gsar-stong-sde通颊新军户千户)，并要求调拨青稞。另于霞之三福园会议(zhavi-bde-sum-tshal-gyi-vdun-sa)给沙州军粮库长官发出告牒，要求按大尚论于陇州所批准谷粮数应予补足(注：原文请参见Pelliot Tibetain，P.T.3.Pl.449，第1—7行。译文请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86：《P.T.3陇州军镇会议告牒》。)。P.T.3记载的大尚论(zhang-lon-ched-po)，事实上就是吐蕃宰相会议之成员，按吐蕃宰相会议系由首席宰相(blon-chen-po)领衔，召集2—8位的宰相同平章事(chab-srid-kyi-blon-po-chen-po-bkavla-gtogs-pa)所组成。而首席宰相及宰相同平章事之身份，有尚(zhang外戚在朝为官者)亦有论(blon贵族在朝为官者)，因此简称大尚论(zhang-lon-ched-po)，是以P.T.3所载显示，吐蕃中央除首席宰相亲临bde-khams召开会议外，也有宰相会议的成员前往bde-khams召开会议，下达命令(注：Pelliot Tibetain，P.T.113.所载亦显示，大尚论(zhang-lon-ched-po)自陇州发出告牒，知照诸位德论相关事宜。若是由首席宰相主持会议，其所载的官衔就是blon-chen-po，明显与宰相同平章事的简称zhang-lon-ched-po不同。Pelliot Tibetain，P.T.113.Pl.98.第1—7行。)。同样地，P.T.1089的记载亦显示了，大尚论巡边到达陇州召开会议，决定将沙州唐人划分为两个部落，并设置机构与任命官员，及颁发所任命官员之告身(注：P.T.1089，第52—65行。其中第52行部分原文如下：“byi-ba-lovi-dbyar/zhang-lon-ched-po-so-la-mchis-pavi-vdun-tsa-long-cur-btab-pavi-lan-la……”(子年夏，大尚论巡边至陇州会议，复文……)详见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6页。)。除此外，平时宰相会议有所议决，则由给事中(bkav-phrin-blon)发出告牒，颁布命令于德论会议或直接发于各州(注：山口瑞凤著，高然译：《吐蕃统治的敦煌》第37页。)。例如P.T.1085所载，就是宰相会议于亨迦宫(pho-brang-lhan-kar)用印颁发告牒给沙州节儿，命令节儿等官员不得再掠夺、侵占民庶果园(注：原文请参见Pelliot Tibetain，P.T.1085.Pl.432，第1—9行。译文请参阅王尧、陈践译注：《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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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上，既然吐蕃中央透过宰相会议管辖bde-khams，首席宰相是为德论的直属长官，是否有如金滢坤所云吐蕃实施大相兼领节度使的制度(注：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第98页。)，或如王继光、郑炳林所主张，以为河州节度使又称东军将相、东军国相，由于河州节度使地位重要，故一般河州节度使皆兼任宰相(注：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第50页。)。笔者以为吐蕃疆域辽阔，宰相会议政务繁重，身为宰相会议召集人的首席宰相，或宰相会议的成员兼任bde-khams的德论之可能性极低。因为宰相会议不仅要管理bde-khams事务，其余如中央及mdo-khams地区等事务，均得处理，无法偏重于某区。设若某区发生重大事件，首席宰相或宰相会议成员亲临该区紧集处理，或长驻该区领导该区官员处理问题。如此情况常见于汉文史料之记载当中，例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吐蕃节度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共领军15万众围盐州(注：《册府元龟》卷400《将帅部·固守二》，台北：大化书局，景明崇祯十五年刻本。)。若以河州节度使兼任宰相的说法，只需尚塔藏及尚绮心儿即可，何需节度论三摩共领军?何况前引P.3770《发愿文》已指明河州节度使尚乞悉加，为其长官首席宰相尚结力丝(即尚结息)祈福一事，已证明首席宰相是为诸德论或节度使的长官，更何况首席宰相既已兼任天下兵马都元帅(dmag-go-chog-gi-blon)(注：请见《唐蕃会盟碑》右面碑铭第10行，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4页。)，是为所有军区包括本土与边疆地区的军事首长(注：吐蕃宰相实际握有军权，经常统率军队征战。请见林冠群：《唐代吐蕃的相制》[A]，《唐代吐蕃史论集》第174页。)，实无必要，亦无可能兼任河州节度使。又如白居易代笔《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中，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之藏文对音为blon-rgyal-to-re，比对墀德松赞兴佛证盟的臣工名单中，名列总督、将军及外臣(dbang-po-dang/dmag-dpon/phyis-blon-bkav-la-gtogs-pa)层级的dbavs-rgyal-to-re-stag-snya(韦结都离达聂)(注：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130下，第1—3行。)2人，按朱忠亮于808—813年期间任职泾原四镇节度使(注：《旧唐书》卷14，宪宗本纪上；卷15，宪宗本纪下。)，与吐蕃有所往还应属此段期间。而墀德松赞赞普任期为798—815年，准此，吾人可确定论结都离与韦结都离达聂显系同一人。此证实了吐蕃宰相不可能兼任节度使，因为节度使的层级属外朝官，排名低于中央各级官员，且按吐蕃惯例，地方官员告身要远低于中央各级官员的情况下(注：吐蕃地方官最高层级为翼长，据《贤者喜宴》ja章记载翼长位阶为红铜字告身(zangs-yig)。朵康(mdo-khams)的总管(dbang-po)位阶为大银字告身。按红铜告身在吐蕃上层社会中属最低一级，远低于中央官员的告身位阶。详见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21上，第6—7行。另请参阅林冠群：《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J]，《“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1993年，第20期，第14页。)，首席宰相既要管控中央政务及全国军政，又要日常管理河州节度使或某一节度区(德论所辖地区)，实在有违常理。前引韦结都离在未任首席宰相之前，先曾于808—813年间任东道节度使之历练，方于墀祖德赞赞普晚年(815—836? 837?在位)及乌依冬丹赞普(vuvi-vdum-brtan 836? 837?—842在位，即俗称朗达玛)时期，才获任首席宰相。此例说明了笔者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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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以敦煌汉文吐蕃史料P.2984《为宰相病患开道场文》所载：“东军宰相令公尚乞心儿”(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270页。)、S.2146《行军转经文》所载：“……则我东军国相论掣晡敬为西征战士保愿功德……”(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218页。)、P.3265《愿文》载：“东军尚相禄秩永安”(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88页。)、S.6315《愿文》载：“……奉福庄严东军宰相大论”(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85页。)等，据以作为吐蕃首席宰相兼任东道节度使的证据(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2—13页；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第101页。)。笔者以为由于包括河陇地区在内的唐人，相对于吐蕃，在地理方位及族国名称上，有称吐蕃为西蕃或西戎的习惯，如唐人作诗或官方作制，常将吐蕃称为西蕃或西戎者之例，比比皆是(注：《全唐诗》记载崔湜、李峤、阎朝隐、韦元旦等人所作《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另载孙逖：《送李补阙摄御史充河西节度判官》中，云：“西戎虽献款……”。《西山三首》中云：“……西戎背和好……”。请见《全唐诗》卷54、58、69、118、2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因此，河陇地区的唐人，以身处吐蕃东境，属吐蕃东境军区，以“东军”自居，而吐蕃首席宰相又是河陇地区的直属长官，遂以“东军国相”、“东军宰相令公”、“东军尚相”、“东军宰相大论”等，来昵称吐蕃首席宰相，意即吐蕃宰相为河陇地区的长官，并非指首席宰相兼任河陇地区节度使。于此，吾人观汉藏史料尚未有首席宰相兼任边区节度使之例，但仍有举《新唐书·吐蕃传》所载：“先是，尚悉结自宝应后数入边，以功高请老，而赞磨代之，为东面节度使，专河陇”之例，认系尚悉结(即尚结息)以宰相兼东道节使(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2页。)。上引文之尚悉结就是zhang-rgyal-zigs(尚结息)其于768—782年担任吐蕃首席宰相(注：林冠群：《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第193—194页。)，此前，即已担任宰相同平章事(注：详见Pelliot Tibetain，P.T.1287.Pl.561，第114行。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109下，第4—5行。)，然则上引文中之“宝应”是为762年，当时吐蕃仍专注于攻陷李唐疆域，762年甚至攻陷长安，《吐蕃大事系年》于虎年(762)所载，蕃军系由尚结息率领攻陷了临洮(vbu-shing-kun)、成州(zin-cu)、河州(ga-cu)等城堡多处后回蕃(注：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6页。)。同年，尚结息再率领论达札路恭(blon-stag-sgra-klu-khong)、尚东赞(zhang-stong-tsan)、尚赞磨(zhang-btsan-ba)等攻陷李唐京师，尚结息班师回朝(注：同上。)。至765年，尚结息、尚赞磨等再度领军入侵李唐(注：《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尔后就未再见到尚结息领军侵唐的记载。笔者以为尚结息虽为宰相同平章事，其于李唐边军入调平乱之际，自762年开始领军侵唐至765年止，此段时期尚结息系以宰相同平章事的身份，作为东侵李唐的蕃军主帅，并未兼任东道节度使，并且吐蕃占领李唐陇右道后，可能于763年，方任命陇右道的德论，因此吐蕃的首任东道节度使，也就是吐蕃陇右地区的首任德论，应为尚赞磨(zhang-btsan-ba，亦作尚赞摩)，而非尚结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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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册府元龟》记载宪宗元和七年(812)二月“吐蕃东道节度使论诰都宰相尚绮心儿以书遗凤翔节度使李惟简……”。(注：《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山口瑞凤据上引文认为，“东道节度使论诰都宰相尚绮心儿”是同一人，因“论诰都”就是九大臣(尚论掣逋突瞿)，也被译成“宰相同平章事”(注：山口瑞凤著，高然译：《吐蕃统治的敦煌》第38页。)。杨铭也据此认为尚绮心儿曾于9世纪10—20年代，以宰相出任东境节度大使，统摄东线事务(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3页。)。事实上，“论诰都”在所有汉文史料中，仅见于《册府元龟》，汉文史料中未见有以“论诰都”译写吐蕃官称者，再者以“吐蕃东道节度使论诰都宰相”为一官衔解，亦不符合吐蕃官衔惯例，吾人举论莽热受命解维州之围，赞普任命为“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为例(注：《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论莽论以内大相之职暂摄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其官衔并未以“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内大相”形式呈现。另《唐蕃会盟碑》所载的吐蕃官称，亦以正官衔在前，兼职衔在后的，如“gung-blon-chen-po-dmag-go-chog-gi-blon”(注：《唐蕃会盟碑》，右面碑铭第10行部分漫漶，仅可读出“……dmag-go-chog-gi-blon-zhang-khri-sum-rje-sbeg-lha……”(天下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尚绮心儿)。第12行载：“gung-blon-chen-po-dpon-dmag……”，另李方桂、柯蔚南主张第12行应为：“gung-blon-vog-pon-dmag……”，比较所举三者之主张，天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之蕃文头衔既为“gung-blon-vog-pon……”(副大相……)，则天下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之蕃文头衔，应可确定为“gung-blon-chen-po-dmag-go-chog-gi-blon……”。详见王尧：《吐蕃金石录》第14—15页。Fang-kuei-Li-and-W.South-Coblin，op.cit，P.60.)，直译就是“同平章事天下兵马都元帅”，正职为“gung-blon”(同平章事)，兼职为“dmag-go-chog-gi-blon”(天下兵马都元帅)上述皆说明吐蕃官衔呈现的惯例。若云“论诰都”系译自“宰相同平章事”，蕃文作“chab-srid-kyi-blon-po-chen-po-bkav-la-gtogs-pa”，此亦无法理解，因“论”为blon的译音，作“大臣”解，“诰”为上告下或君命之义，“都”为多数或全部，三字合称完全不符合中文语法，顺序不对，完全不合汉文词汇组合的习惯。若以吐蕃东道节度为一衔，论诰都宰相为一衔，其不合理性，前已述及，若单就“论诰都宰相”而言，亦属突兀难解，有“都元帅”、“都督”、“都统”、“都护”等等之衔称，却从未有“都宰相”之官衔。因此，笔者以为“吐蕃东道节度使论诰都”为一人，“宰相尚绮心儿”为一人，此两人以书遗李唐凤翔节度使，方是正解。基于上述，吾人可以确定，吐蕃从未以宰相兼职边区节度使之情事，有之则如前云，论莽热以内大相(nang-blon-chen-po，此职并非宰相)之职，暂摄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领军解维州之危，属暂时及处理紧急事件时之兼职性质，事成回朝则免去兼职，此为吐蕃中央官吏暂兼边职处理事务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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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36

27 楼

　　另一方面，就德论内部的运作而言，以沙州为例，P.T.1079的记载显示，德论及都护等3人召开临时德论会议，处理瓜州军帐会议所呈报，沙州至肃州之寺庙庙产及户口之争端(注：原文请见Pelliot Tibetain P.T.1079，Pl.424，第1—23行。译文请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文献选》第46—48页。)。由前文P.T.1089的记载指出，沙州节儿以下，各级僚佐以上，对职官品位意见分歧，而由德论及都护等4人召开临时德论会议处理。同书亦记载沙州唐人官员对官职品位意见不协，由瓜州将军及都护召开军帐会议，作出决定。S.1438第11则《沙州状逆贼玉关驿户氾国忠等六人》记载，沙州官员向瓜州军镇呈报氾国忠等6人谋反，节儿自裁之事，瓜州军镇派出新节儿前往沙州(注：王尧：《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A]，氏著《西藏文史考信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上述所举敦煌文献的记载内容，已具体呈现德论内部的领属关系与运作情形。即沙州有事，节儿无法处理，或处理不妥，则呈报瓜州将军，由瓜州将军召开军帐会议议决。若有争议或不妥者，则上呈德论，由德论召开德论会议议决。如有争议或重大事件，则德论必须向吐蕃中央的宰相会议请示。此已指明吐蕃所行非首长制，而是委员制，属集体领导，凡事以会议议决，中央如此，地方亦复如此。此在白居易所撰之《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中，致书称吐蕃东道节度使领导人职衔为“大蕃东道节度使论公都监军使论公麾下”(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57《翰林制诏四》。)，得到印证，上引文中已知东道节度使论公为论结都离，而都监军使论公则是另一位吐蕃官称为spyan(原译都护)的官员。由此可见，李唐官方致书吐蕃东道节度使时，必须同时将监军使(spyan)与节度使并列。此证明了吐蕃边疆地区的德论、军镇等，虽有主官，但实属集体领导。再加上首席宰相或宰相会议成员，经常出巡至边区节度各州，召开会议，有时亲临德论会议，即席下达命令，指导工作等。倘吐蕃中央政局不乱，政府运作正常，对吐蕃而言，似不易存有“中枢不能节制边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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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36

28 楼

　　六、结论
　　
　　唐代吐蕃在200余年的递嬗演进，对于国土的整体规划与设计，经过本文的探究，可得一具体结论，即吐蕃王朝系由本部(包括5翼60千户与藩国)，以及mdo-khams、bde-khams三大部分所组成。其中以bde-khams部分成立最晚，且大部分得自于李唐土地，包括安西四镇、河西、陇右及剑南西山等地，再加上帕米尔高原地区及原已占有的青海地区，形成由数位德论所分别管辖的“bde-blon-khams-chen-po”。
　　“bde-blon-khams-chen-po”由5个单位形成，分别为东、西、南、北四道，加上原有的青海地区等。东道是原李唐的陇右道，李唐称之为吐蕃东道节度使，有以为其治所就在河州(注：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第101页，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3—14页。)，其下辖有dbyar-mo-thang-khrom-chen-po(雅莫塘节度使或鄯州节度使)、河州节度使(ga-cu-khrom)，余失载。东道节度使主要负责对唐作战。西道是为安西四镇及帕米尔高原地区。李唐对吐蕃西道的称谓，由于李唐早于玄宗时期即已全部退出西域，没有交手纪录，因此有关讯息汉文史料阙略。其下辖有勃律军镇(bru-zhavi-yul-gyi-khrom)、于阗军镇及tshal-byi-khrom(萨毗军镇)等，余失载。西道负责与大食间的攻防与巩固西陲国防。南道是为川边南诏地面，原李唐剑南西山地区，负责与李唐剑南道及南诏的争战，下辖曩贡、腊城等节度使，余失载。北道则是原李唐的河西道，李唐称之为吐蕃北道节度使，治所可能位于凉州，下辖瓜州节度使(kwa-cu-khrom)及凉州节度使(mkhar-tsan-khrom)。北道负责与回鹘间之争战与攻防，部分亦需支持东道之军事活动。原青海地区随时间与客观环境的变迁，由表面藩国名义，实质转为bde-khams的一部，将原有的5个khrom，包括最早成立的khri-bshos-khrom、rma-khrom等，均转由德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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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37

29 楼

　　上述青海地区、东、西、南、北等5道，各道各设有1位德论，由德论负责召集德论会议，德论及都护等3—4人不等，议决该道军政事务。其下所辖各军镇(khrom)，长官为翼长(ru-pon)或将军(dmag-pon)，由其负责召集召开军帐会议，成员包括将军、都护等，议决军镇内各州事务及相关军政等。军镇所辖各州，州置节儿，节儿以下有各级官员。其中必须述明者，由于吐蕃东、西、南、北等4道多为农业区，居民多集中于城镇，遂于州设节儿(rtse-rje)，其下依吐蕃体制，设立万户、千户，部分则保留乡的建制，配合着要求占领区人民必须蕃语、蕃服的措施，吐蕃所辖bde-khams各道终究走向吐蕃化一途。
　　吾人从吐蕃对军事占领区的建制上看，不失务实且体制明确、简单，完全符合吐蕃本部地方建制的特色，即结合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且容易动员、简单编制等。吐蕃将实施有成的本部地方建制，移植于青海地区，经实验多年后，在攻占李唐河陇、剑南西山等地以后，再将吐蕃本部地方建制，扩张延伸到各军事占领区，复因地制宜，创设新的机构及新的官吏，但均本乎吐蕃军政合一的原理而设立，实乃信而有征。
　　[本文责任编辑黄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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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林冠群，台湾吴凤技术学院通识中心教授，中正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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